军衙门筹款大办”。所谓“大办”即挖深井以提高产量，修铁路以济运销。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，乃命手下洋务要员马建忠、盛宣怀负责处理，经他们派人勘查后均赞成接办徐州矿务。但此时海军衙门的款项因挪用于修建颐和园，李鸿章已经无力再拨出巨款数百万元来经营这一企业。

    这以后徐州煤矿的开发中心就从青山泉转移到贾汪，贾家汪一带的优质煤矿开发基础相当好，后来又陆续引进了更多近代化机械设备。然而由于运销困难，再加上苛捐杂税过多，办矿形势依旧很差，直到庚子新政以后，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有意于兴办地方实业，胡碧徵乃向他上书请求以官府之力“包举全局”、“大兴煤铁”，并提出修铁路、购机器、浚河道、造船舶等一系列全面开采徐州煤铁矿业的宏伟计划。

    但宣统元年，端方忽然调任直隶总督，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，接办徐州矿务之事遂寝。再经过辛亥年南北两军围绕徐州展开的一系列战事，矿局工业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，胡碧徵在绝望中离开徐州，胡氏父子两代人对于徐州工业的一切努力，终于迎来完全的失败。

    胡氏父子虽然眼光较洋务运动一代人更高明许多，但他们的理念依旧无外乎官僚资本主义的范畴，虽然比之自然经济、封建主义已有很大进步。

    但在林淮唐看来，搁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面，官僚资本主义也好、国家资本主义也好，其实都没有发展起来的合适环境。

    胡氏父子所遇到的重大危机，如中法战争造成利国驿铁矿破产，洋煤倾销导致徐州煤矿经营困难，人亡政息导致一揽子的工业计划半途而废，战争动荡造成的机械设备破坏和技术工人流失……这一切情况，都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能改变的。

    目前徐州煤矿的产权握在袁世凯的从兄弟袁世传手中，袁世传和袁世凯是同一曾祖父的从兄弟。袁世凯的爷爷袁树三是大哥，袁世传的爷爷袁甲三为二弟。袁氏家族靠袁世传的爷爷袁甲三起家，袁甲三中进士，官职做到了一品；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又考中了进士，也做到了一品官；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，也就是袁世传的生父，官做到二品，袁家“父子两进士”、“一门三公”，也是所谓世受清朝皇恩的望族。

    辛亥革命时徐州动荡不已，北伐军在徐州和第五镇交战时，胡碧徵就已经逃去了天津，并在那里以极低价格把贾汪煤矿的股权尽数出售给了袁世传。

    而袁世传之所以敢于在这种时候收购股票，也无非是因为他从袁世凯那里了解到了南北议和在即的情况。

    林淮唐说：“贾汪煤矿是徐州现有工业的中心，如果我们放任产权问题不去解决，那说到底，咱们在徐州搞的开发建设，就变成为袁世凯、袁世传等一班官僚资本搞开发，而不是为民国的国民做建设了。”

    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之前，股票错杂、规格不一，贾汪煤矿本身作为清廷官督商办的产业之一，产权关系本就非常复杂，胡碧珍时期推行了公募商股的政策以后，还导致大量“不记名股票”可以在市面上自由流通。

    现在袁世传虽然从胡碧徵那里，名义上获得了贾汪煤矿的产权，但林淮唐还在上海的时候，就找过社会党内部的几位金融和法律专家研究过相关问题，当时兴闽银行的总经理黄少通就说过，以目前情况，袁世传对贾汪煤矿的产权很不清晰，如果徐州方面坚拒袁世传来夺权，煤矿是一定可以保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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